12月20日即將迎來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紀念日，這20年來，澳門經濟快速增長、民生持續改善、社會穩定和諧，向世界展示了具有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為此，觀察者網在近日就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採訪了我校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葉桂平。報導內容如下：

澳门特别行政区即将迎来回归20周年纪念日。在澳门同胞对于祖国内地的情感是什么样的？20年的时光，澳门发生了哪些巨大的变化？在澳门繁荣发展、澳门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背后，是澳门特区政府的“澳人治澳”的责任感和中央政府的智慧，是澳门同胞背靠祖国的底气和自信。

观察者网专访了澳门城市大学协理副校长叶桂平教授，在叶校长的“澳门故事”中，我们读到了澳门人浓浓的爱国情怀和澳门20年发展的点点滴滴，更看到了“一国两制”在澳门的成功经验对于香港的借鉴意义。

观察者网：叶老师您好，首先我们想听一听您的“澳门故事”，在您小时候的印象里，祖国是一种什么样的存在？

叶桂平：我是5岁从福建到澳门，在澳门生活了几十年，我刚到澳门的时候是80年。

那个时候我记得每次回家乡，就深深感觉到内地和澳门的差距，那时候很多家乡人跑到澳门确实有原因的，物质真的是太匮乏了。我们当年回家乡行李都很多，都要从澳门买好多衣服、奶粉什么的回去送给家乡的亲人。那个时候内地给大家的印象还是非常落后的。

特别是我们澳门人也经常看香港的无线电视或者亚洲电视，在香港人的那里，他们经常把内地人描绘成衣着很不讲究、邋遢、随地吐痰的形象，然后经常说内地经济很糟糕，农村都很穷，什么都吃不起这些乱七八糟的。

观察者网：在这种情况下，80年代末中国和葡萄牙签署声明，澳门人知道马上在99年就要回归祖国了，那个时候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态？会不会像香港当年那样有种恐慌的情绪或者不愿意和“穷亲戚”合并？

叶桂平：当时澳门相对比香港好很多，一方面是我们澳门人明确地看到了内地的发展，感觉到了这种形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澳门经济很不好的情况下，反而感觉内地发展得越来越好。

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我们澳门人经历过好几次内地对我们很无私的帮助，感受到内地同胞对我们港澳同胞的支持。

比如说，记得小时候还是澳葡政府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们去珠海，拱北市场是没有电的，卖菜的，卖肉的，都是点着蜡烛在卖东西，为什么？因为缺电。反倒我们澳门从来没受过影响。而我们的电是哪来的？都是内地供的。

还有90年代，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澳门因为毗邻海边，有时候海水会倒灌，一旦海水倒灌我们的自来水就会变咸。那个时候中央一了解到这个情况，马上就从贵州的水库里面调水来压咸，使得我们自来水咸味很快就得到了缓解。

这是我们澳门人非常感恩的，总感觉中央对我们澳门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当我们澳门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宁愿牺牲自己，都把好东西都给我们。所以当年还没有回归的时候，我们澳门人心里面就觉得还是咱们内地好，中央政府比澳葡政府好。

观察者网：您现在能不能回忆起20年前澳门回归的时候，您在做什么？当时有没有什么事情让您印象比较深刻？

叶桂平：20年前刚好是99年那会儿，我正在北大念研究生，因为在北大念书的澳门学生也不多，我们就自发聚在一块庆祝。再加上学校港澳台办的老师和我们一起看电视直播，我们那个时候特别感动，感觉回归是一项无比光荣的事情。

确实，到内地来读研究生，我觉得自己享受到了内地实实在在的支持，而且还特别地眷顾，我当时享受了教育部的港澳学生研究生奖学金，不仅免学费还可以住北大勺园，每个月的津贴是350元，甚至比咱们内地同学每个月的260元还要高。

所以那会儿回归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我记得我们一群年轻人在北大勺园拿着国旗，在大屏幕上看到咱们解放军通过澳门拱北的关口进澳门的时候感觉特别的激动，因为我身在北京，通过大屏幕看到我们生活在澳门的居民都很自发地到那里，他们的眼神也看得出都非常感动。我们作为青年人心里确实是非常地激动，半夜的时候我们一群人跑到了北京天安门等待第二天的升旗。

观察者网：20年过去了，您觉得澳门和20年前相比，有哪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叶桂平：咱们不谈别的，我觉得澳门人有一种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因为谁不知道澳门是享受了一国两制的优惠？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

我们发展博彩业，中央给我们很大的支持，再加上我们的游客数量逐年攀升，使得特区政府的财政储备越来越多，政府又把财政储备反馈给我们澳门人。所以你看我们澳门市民现在感受到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具体在哪里呢？首先我们每年都享受到政府的现金分享，老人家算下来每年都有五、六万块的净收入。此外，由于财政储备好了，政府也转变了作风，逢年过节也开始在街上布置了好多应节的装饰灯饰，或者举办一些吸引人的节目和活动，所以我觉得现在作为一个澳门人，真的是非常光彩。

而且我们每个人都很清楚这些来源于哪里。如果不是内地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定位，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我们绝对不可能得到这些当年葡澳政府时期想都不敢想的东西。

反观澳葡政府时期，那真的是太差劲。我举几个例子，当时澳葡政府整个公务员的队伍用的都是葡萄牙人，或者他们自己的混血儿，我们叫土生葡人。少部分葡萄牙人以及他的后裔之外，百分之九十几的华人他们是不管的，所以我们的教育问题，得靠自己的“中青会”、“同乡会”这样的民间社团主办，比如说工会自己有工人子弟学校或者街坊总有会员子弟学校。

所以我觉得对比当年，现在简直是一个天一个地。因为他葡萄牙人不会管你，而且政府的行政效率相当的差。有时候你去办什么证件，他头也不回“不行，条件不够”，然后也不告诉你差什么，你就得来回跑好几次。所以当时跟政府打交道要办理一个身份证都相当艰难，感觉备受歧视，因为葡萄牙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

观察者网：您刚才也提到了澳门的博彩业，近年来中央政府和澳门特区政府也在共同努力推动澳门的经济转型，努力走多元化和可持续的道路，您曾经在澳门特区政府任职，做过澳门经济发展规划相关的工作，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澳门在经济转型中所作的工作。

叶桂平：在回到高校之前，我在特区政府的智库任职了很长时间，我最近也在思考，因为我觉得中央对我们的唯一一个要求，就是“经济要适度多元”，确实其实连我们自己也看出澳门的问题，因为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依靠博彩、旅游业作为我们的龙头产业，但是博彩业有一个特点，就是它严重依赖外部环境。一旦有大型的自然灾害，比如说当年的非典，我们赌场没有人进去，门可罗雀，收入一泻千里。

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的人才过度流向博彩业，很多澳门青年不爱读书，就跑去博彩业那里面做荷官，觉得读大学还比不上高中毕业去赌场发牌。

这样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澳门这个地方的发展严重的依赖单一产业，而这个单一产业又非常于依赖外部环境，也就是说风险很大。

所以当时中央给我们明确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居安思危，你尽可能地经济适度多元，而且中央用的是“适度多远”，他没明确地指令我们要怎样多元，所以当时我们澳门人发挥主观能动性，主动研究这个“适度”，具体怎么个适度法？

这10年来第3第4届特区政府都积极地在探索，首先借助博彩业周边的一些产业来发展，比如说发展跟博彩业比较相关的会展业、旅游、休闲，然后多制造一些非博彩的元素，让我们的游客有更多的看点，让他们有“回头率”。

还有我们也在刻意地做一些跟博彩业不太相关，比如说像中医药，还有文化创意产业等等，总的方向是使得我们整个经济命脉不要过度依赖于博彩业，朴素一点来想，如果以后博彩业不行了，最起码还有别的行业，使得大家不至于完全失业。

观察者网：从您的话里我可以听出来，澳门经济的发展秉承了澳人治澳的原则，就是中央给出一个指导意见，具体澳门的产业怎么规划怎么走，还是在特区政府的领导下，然后像您这样的智库，包括澳门各界大家一起来拿主意，然后自己去找到自己的方向。

叶桂平：对，当时我在特区政府的智库部门工作，我们的工作首先就是密切地跟中央的相关部门沟通，了解到中央部门对我们的一些担忧。因为高度自治嘛，澳门人就要自己负起责任，所以我们当时也在认真研究怎么使我们的风险没那么高，不要过度地依赖于博彩业单一的发展。

当时我们也参考了几个方向，而且也非常地庆幸，因为国家也逐渐把我们澳门也拉入到整个国家发展的大局，我们澳门的整个治理就变成了要积极地融入到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这样一个大规划里面，所以你无论看到十二五规划，还有十三五规划，都给我们澳门特区有一个明确的定位。

当时我们做智库单位，也在想澳门能不能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自己也主动积极地为自己未来的5年发展，结合国家对我们的要求，做一个澳门版的“五年规划”。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突破了当年澳葡政府的格局——他们从来不为澳门发展做任何规划，但我们澳门人自己五年一个小时间段我们就来做一个规划，所以你看这前几年我们也正式出台了澳门特别行政区2016~2020年的5年发展规划。

这样一来，最起码我们看到一些里程，看到有一些目标，我们就朝着那些初步定下来的目标去一步一步地进发，然后时常做一些检视的工作，比如说如果达不到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中间有什么问题，我们还要消除哪些问题？

观察者网：对，而且您刚才也提到澳门主动地纳入到中央整体规划当中，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粤港澳大湾区，您觉得作为大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澳门会在大湾区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叶桂平：我们作为澳门人，也知道我们地方小，然后我们也就是这几年在中央的支持下逐步发展起来的，人均GDP排到世界第二，按照预期可能明年就要超越卡塔尔成为世界第一。

在这样一种比较乐观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工作，去争取解决或者突破一直以来面临的一些发展瓶颈。比如说我们最大的瓶颈是空间小，所以我们很渴望通过区域发展合作的角度争取中央给我们继续支持，拓宽我们的发展空间。

我们的发展腹地本来还不到30平方公里，我们可以延伸，所以大湾区今年2月份出台了规划纲要，我们也非常关注，因为规划纲要给澳门未来的发展怎么积极地融入做了很明确的定位。

规划纲要还指出，澳门在大湾区中要继续扮演世界旅游休闲中心，中国与葡语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还给我们澳门做了一个特别的定位，就是要打造“以中华文化为主流，多元文化共存”的这样一种交流合作基地。

所以，现在澳门人基本都很明确，我们在大湾区的“一中心一平台一基地”这样一个定位。

观察者网：您刚才提到了多元文化，很多内地人对于澳门的土生葡人群体都很感兴趣，您也是中国与葡语国家文化交流中心的领导者，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澳门的土生葡人群体，他们在葡萄牙统治者离开澳门之后，是如何完成本土化，融入澳门的社区？

叶桂平：当时1999年的时候，有一大批在澳葡政府任职的葡萄牙高官，由于对内地的不了解或者对前景不看好，很多都选择回葡萄牙去，不再留在澳门，那么剩下的就是一些和本地人的混血儿这样一个群体。

这群人他们从小到大都生活在澳门，或者是母亲，或者是父亲就是澳门本地的华人，所以他们说的都是广东话，但是长的却有一点点葡萄牙人的样子，家庭可能或许跟母亲，或许跟父亲也有多多少少一些葡萄牙人的风俗习惯，这些都是我们所说的叫土生葡人。

土生葡人从1999年到现在，我感觉这些人最起码有一个感受，他们如果继续在特区政府里面任职的，丝毫没有受到任何的歧视，不是说回归以后，所有东西都要换成中国人面孔，而是仍然留给葡萄牙人很多空间。

而且澳门人大家本身都很和睦很和谐的，也没有出现过什么排外，因为大家讲的都是广东话，都生活在澳门街，所以彼此都互相理解。而且这些土生的葡人由于他父母某一方是华人，很多人都积极地融入到华人的文化大格局下，所以相处得非常好，他们也都会积极参与到政府的工作当中，也没有看到我们回归以后澳人治澳下华人政府对他们有什么歧视，这些都没有。

所以总体来看，澳门回归这20年来，无论是土生的葡人，还是后来又从葡萄牙回来澳门工作的这些葡萄牙人，还是本地的中国华人，大家都相处非常和睦，大家都能在澳门找到自己作为主人翁的角色，所以你会看到在澳门回归20年来，很少看到有什么因为文化产生的冲突。

观察者网：我觉得澳门殖民统治历史带来的遗留是在往一个比较正能量的方向去发展，这与香港的情况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殖民统治的遗存成为了香港风波的钉子和导火线，但是葡萄牙统治在澳门留下的痕迹反而成为了中国与葡语国家交流和做的桥梁纽带。

叶桂平：所以我觉得您刚才提的问题让我非常有启发。1999年回归的时候，我自己在北京读书，我都有一种预感，我觉得本来澳葡时代大家已经对澳葡政府没什么信心了，很多华人也不学葡语，葡萄牙人也不让我们学习葡语，所以我当年有一个预言，我说回归以后，要不了三年葡萄牙语将会在澳门绝迹，尽管基本法规定葡萄牙语依然具有官方语言的地位。

但是你可以发现，回归以后，葡萄牙语不但没有在澳门销声匿迹，反而学葡萄牙语的人越来越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央人民政府还是有很高的智慧，他不但不让回归以后的澳门失去葡语，而且还强调了澳门要作为平台的角色，所以使得这几年学习葡萄牙语的人越来越多，把葡语人才的优势尽量地发挥了出来。

而且我们澳门特区政府也积极地响应，这样就形成了现在葡语文化保留得很好，葡萄牙语不但没在澳门消失，反而在澳门更加强化，使得澳门国际自由港的形象更加鲜明，不仅如此，你人脉保持住了，语言也保持住了，那么历史文化的这些纽带，使得我们要作为一个平台，越来越有条件。

你别小看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它非常重要，除了作为国家一些企业走出去引进来的平台之外，它还具有很强的文化牵引力。

比如说，我们要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光靠我们国家外事部门直截了当地来说，它的效果不一定比得上通过澳门这样一个平台当中的一些葡萄牙人或者葡萄牙的后裔，从他们口中讲出来更加有接受力和影响力。

观察者网：对，包括中国很多希望学习葡萄牙语的学生和学者，不需要去拉丁美洲或者葡萄牙，通过澳门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就能获得很好的资源。说到教育，您作为澳门城市大学的副校长，您也是教育界的资深人士，我们最近知道香港的修例风波引发了各方面的讨论和反思，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家发现香港之所以会出事，很大的原一个原因就是年轻一代缺乏应有的国民教育，但是澳门在这一点上就做得特别好。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澳门教育体系怎样对本土青年在义务教育阶段到大学阶段培养这种祖国的归属感和爱国爱澳的情感？

叶桂平：正如我刚才所说，因为澳葡时代的葡人政府本来就一直不管我们百分之九十几的华人，那么当时我们只能靠澳门民间自己来解决子弟教育，比如说很多的街坊总会、工会、公联、还有同乡会，还有一些一些慈善团体自发地来做一些子弟的学校。而这些子弟学校好多都是跟咱们内地比较贴近，因为很多都是从内地来的，比如说我小时候读的是一个工联辖下的劳工子弟学校，我们当时很早就采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包括数理化，特别是思想与品德，我们用的都是内地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

所以在认同上，我们对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有我们的国旗、国徽，很早就有一个概念。而且我们当时的这种学校，每个礼拜都有一次升旗仪式或者唱国歌的这种形式，当时仪式感也是抓得很严的。

观察者网：也就是说还没有回归之前就已经在唱国歌升国旗了？

叶桂平：对，你从澳门的历史上看就知道，澳门的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濠江中学的校长杜岚女士在1949年首先升起的，实际上澳门类似这种爱国爱澳的中学是非常多的。

作为回归以后澳门特区的一所高校，我们在治理的过程当中也非常重视学生爱国爱澳的教育，学生也积极地响应特区政府。我们也在升国旗奏国歌，比如每次的开学典礼、毕业典礼都要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包括我们在校的外籍老师，尽管你有自己的国家，但是首先你必须得尊重你所在高校它所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在升国旗、唱国歌方面，我们的外教也都能积极响应。

另外我们也非常关注学生的学习和发展，在教材的选用上，很多学校也都是选用内地的教材，再加上特区政府也对中小学有一定的教育规划，特区政府的政策是，政府可以给你很丰富的教育资源，来支撑中小学的发展，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学校必须要跟我合作，大家共同优化学生各方面的教材。

所以这使得在品德国情教育这种教材上面越来越统一，都是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大家通过这些教材能够更加客观地了解咱们内地近几年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不是因为不了解一直在猜测，甚至是被误导。

另一方面，我们还积极地鼓励我们的大学生走出去，比如说到大湾区，去看看人家是怎么创新创业的，我们学生出去的时候就发现，真的是不出去不知道自己是“井底之蛙”，你到深圳、到前海、到横琴去看看人家内地的青年人在创新创业上已经到什么程度了。

还有特区政府也非常给力，近几年由于资源的丰富，设立了很多的这种“千人计划”“万人计划”，把我们的青年一批批地带到内地去实地考察。让你住一个礼拜，了解一下咱们内地真正的发展是到什么模样，并不是所谓“几个人穿一条裤子”，或者是到处都破破烂烂找不到厕所的。

我们从来不给学生一些预设的东西，不用听老师说内地是什么样，你先去看看，先去了解一下，最后回来发现原来人家已经不再带钱包了，人家也不带信用卡了，人家就一个手机全部可以实现了，连卖水果的阿姨都是微信支付、支付宝扫一扫，所以像这些我们港澳同胞学生出去的，就发现很多新的东西，也更加能够帮助他们建立起正确、客观和真实的认知，让他们自己建立起这种和祖国内地的归属感。